我们再次坚持：加尔文所传讲的，是在使徒保罗受默示写成书信之前，我们的主祂自己所清楚启示的话语和真理。
加尔文主义就是福音 ——司布真
Calvinism is the gospel.
(选自2200 Quotations,from the Writings of C.H.Spurgeon, Pilgrim Publications,Vo1，47，p．398／Vo1．1，p．50)
导 论
1859年一月四日，一个星期二的晚上，年方廿四岁的司布真在伦敦的爱赛特会堂(Exeter Hall)内，对青年会所召集的群众讲道。他的题目是：「关于圣道的宣传」。他恳切祈求复兴：「我们必得承认，到现在圣灵还没有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浇灌下来……如果神的灵今晚降在会众中间，临到所有的圣徒，那将要生出何等的结果!我们所求的不是惊人的兴奋，乃是圣灵的浇灌……现在是圣灵向教会吹气的时候，但目前只像微动的晚风。甚盼如大风吹过，扫空一切!这是我们现今所缺乏的。愿至高的神将这福气赐给我们!」司氏的这个愿望终于达到。在一1859年春天，英国大复兴的火焰由美国在1857年到隔年的冬季所开始的复兴消息所燃起，又扩展到爱尔兰与威尔斯去。当年夏天，又扩展到了苏格兰，在那年年底，司布真说：「那安舒的日子终于从主的面前临到我国。」(参看徒三l9)
在蒙恩的那一年中，没有传道人像司布真那样蒙神重用的，伦敦成为复兴的中心，新花园街礼拜堂(New Park street Chapel)的青年牧师(指司氏)的讲道能力普及全地。
在此五年之前，当司氏年方十九岁时，他辞去靠近剑桥一处地方的小浸信会，应聘为伦敦城教会的牧师职。他首次在新花园街礼拜堂讲道是在1853年十二月，此后在l854年四月应聘为该堂牧师，直到逝世。)那是一间非常凋零的教会。坐位可容一千二百人的礼拜堂，但每次聚会只有二百人参加。可是不到一年，礼拜堂已经座无虚席，人为之爆满。1855年二月，因为教堂增建关系，聚会移到爱赛特会堂(可容二千五到三干人)，直至五月会堂落成时。其实新花园街礼拜堂的增建是不敷使用，因此在1855年全伦敦城得知了这位新青年传道人在他们中间。新闻记者报导说：「自从卫斯理与怀特腓(whitefield)的日子以来，这种宗教上的狂热是前所未闻的。」1856年六月，该堂晚间聚会又不得不改在爱赛特会堂举行，于是当时就开始为兴建新堂而发起募捐。在当年十一月，该堂早礼拜又迁移至舍利皇家花园音乐厅(Royal Surrey Gardens Music Hall)举行，一连有三年之久。在此期间，每主日来听司布真讲道的人数，在五千人与九千人之间!同时司布真每周讲道有十次之多。在1859年，他曾在苏格兰、爱尔兰，多半是在英格兰传道。不过他拒绝美国方面的恳请，但他的讲道词曾广为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所阅读。
因此可知，圣灵的能力与司氏的证道同在，远在1859年以前，这有很多的证据。在那复兴之年的末尾，他在《新花园街讲道集》第五卷的序言中写着说：「在神慈爱的彰显中，得见圣灵丰富的果实有说不出来的喜乐，诚为快慰之事……。过去六年之久，圣灵浇灌有如甘露，从未停止，恩雨继续滋润。」司氏又说：「此时会众数目比以前更多，教会人士的热心大大增长。」这在司氏的工作中，为最显著的一年。
此后在三月一日在怀特腓的礼拜堂内讲道，听众达一万人之多。那年七月司氏初次往威尔斯布道，又在露天布道，听众约有九千到一万人之间。在乡间露天布道乃司氏当时工作的常态，甚至在1859年的十月，他仍对四千的听众作露天布道。司氏在舍利皇家花园音乐厅的最后一年是1859年。有一次由于司布真的暗示，如果该会堂不守安息日，他将停止使用，那么会堂将失去一笔可观的租金。结果他们迫使司氏履行诺言。本书中亦收录了他临别的讲道词在内。此后，该音乐厅「在道德与经济方面日渐下滑」，并且于1861年六月被火焚毁。多年后，有位听众将当时在该会堂最后几次聚会所得印象记录如下：
「我将永不遗忘1859年七月十七日司布真所讲的题目：『神大能的作为』。他那天早晨的讲道是何等愉快!天气炎热，司氏不住地的挥汗，但这身体上的不适，丝毫不影响到他的讲道：他的言词流利，口若悬河。在音乐厅举行最后一次的聚会，是在l859年的十二月十一日，我也有参加。那时天降大雾，但听众并不因此而减少。司氏讲题为『神全备的旨意』。我现在回忆起来，那是我青年时代最愉快的经历。」
本书所包括的这七篇讲道词都是司氏讲于舍利皇家花园音乐厅的，而且又是他讲词中最优秀的代表作。司氏讲道的内容是他吸引广大群众的主要因素。有什么能力来召集八千人的听众呢?是籍着广告的宣传吗?是饶有兴味的礼拜节目吗?是音乐的伴奏吗?会后的个人谈道工作吗?都不是的，司布真在当时一点没有这些花样翻新的东西!他所讲的就是纯正的福音，正如今日各处所讲的一样。但在今日教会中所传的福音，有司氏当时所发生那样的效果吗?盼望凡读这讲道词的人要仔细思索。
司布真传道的能力乃在乎他的神学。他再度发现教会大部分所忽略的——就是所谓「加尔文主义」教义的传道能力。在l859年八月十五日举行的首都大会堂(Metropolitan Tabernacle)建立基石典礼时，司布真就已宣布众所周知的改革宗信仰：「我们相信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,我们看这五大特点乃是从基督的十字宝架上所放射出来的五条大光。」注1
1861年圣会所举行首次的开幕礼拜，司氏的讲道题目就是这五要点——人类的堕落，神的拣选，限定的赎罪，有效的恩召，以及圣徒的坚信。这不但不成为传道的拦阻(今日有些纯正信仰的人士有这样的看法)，司布真还认为这些伟大的真理乃是传福音的大能力。他说：「拣选?是的，我相信拣选，拣选不但有渗透的能力，好似盐的能力，对于其他的教义也有调味的功效。最纯洁的传道是从这个真理发出来的。……这真理是神的号角，唤醒在灵性上已死了的人。因为这真理荣耀神，所以神也荣耀这真理。」
此外，司布真深信在传扬这些真理与教会复兴之间有重大的关系。在教会历史中，差不多任何的复兴都是由纯正信仰发生出来的，很少例外。当教会突然从伯拉纠派教义所致的沉睡中惊醒的是什么力量呢?岂不是奥古斯丁的伟大工作吗?宗教改革是什么呢?岂不是惊醒人的心而重新回到这些古老的真理吗?不论现代的信义宗离开他们原初的教义有多么远，我必得承认在他们中间有些人不同意我现在所说的，然而无论如何，路德和加尔文关于预定论是毫无争论的。他们的意见相同，路德的名著《意志的枷锁》(Bondage of the will)是一部论到神白白恩典最有力的书，也正如加尔文心中所想要写出的。请听他在那本书中如何坚定地说：「让基督徒读者知道，神的预定决不是偶然的：祂的预定、计划、行动是出于祂永远不变的旨意。这就是对自由意志的一个致命的打击。」还用我再提胡司(Huss)、耶柔米(Jerome)、法惹勒(Fare1)、诺克斯约翰(Knox)、威克里夫(wyelffe)等人的大名吗?这些人都是主张同一的见解。
那时候所谓阿民念主义(Arminianism)的复兴是前所未闻的。就拿现代来说吧，在卫斯理(Wesley)所领导下循道会(Methodist)的大复兴，其根基也在于加尔文主义的教义。循道会的大部分领袖是反对伯拉纠主义(Pelagianism)的。他们认为人类完全堕落，圣灵直接工作的必要，并罪人悔改的初步不是由罪人，乃是由神开始的。他们为了这个要道而争辩。他们否认自己是伯拉纠派。循道会人士岂不是和我们同样坚定主张：人得救是由于圣灵的工作，而只靠圣灵吗?在卫斯理的讲道中，岂不充满了圣灵对重生之必要的伟大真理吗?不论他有什么错误，他继续传讲靠圣灵重生的绝对必要。还有几点极其相近的辩论，例如人类完全的堕落的决定。当我们提到人自己不能悔改，不能自己相信的时候，不论人怎样斥责我们，我们仍坚信这一点，然而，那古昔的阿民念主义的信条却不如此相信。不错，阿民念主义说神把恩典赐给每一个人，但他们不能辩驳一件事实，那就是若离弃神的恩典，人不可能作救恩中的任何事。有人说加尔文主义的道理是不能复兴教会的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谬。请你看一看美洲大陆的复兴，那是在爱德华滋(Edwards)的讲道之下所发起的。再看苏格兰教会的大复兴，那是马钦芮(M c’Cheyne)所讲的道而引起的。神都使用他们所讲的道，引领千万人归主得救。我个人确实的相信，加尔文主义的道理向来不会使教会沉睡，只要人们支持这些真理。我个人不是说骄傲的话，我最近给施洗的那一千六百人都是活见证人，证明这古老的真理在现今并未失去它促进教会复兴的能力。」注2论到那些没有能力的传道人，他们的讲道不能感动人，司布真说：「我相信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福音究竟是什么：他们怕传讲那合乎福音的加尔文主义，因此主不能承认他们。」注3当提到这些真理对他自己教会的影响，司氏说：「在每月许多准备受洗的人中，大多数是青年人，年长的也不少……我很喜欢听到他们每个人，不但就因信称义的伟大基本真理发表意见，而且也有在恩约中受彻底训练的证据。我相信，我们的教会在过去数年间所以如此蒙神祝福的缘故，就是新加入教会的大多数人，在清教徒与盟约派(Covenanters)的古老信仰中有相当建树，因此还没有走向歧途，而使主离弃我们。」注4司布真劝勉他作牧师的同工们说：「弟兄们，传道最要紧的事就是传讲真理。如果我们要想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便必须固守真理。」注5
司布真认为阿民念主义乃是危害福音的错误——就是说基督是为救世上所有人类而死，在神改变人之前，他必须自己决定接待基督与否。他公然地指责阿民念派说：「罗马教的异端是什么呢?岂不是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功劳上要加添一些东西，带进属血肉之体的行为，来帮助我们在神前称义吗?那么阿民念派的异端又是什么呢?岂不是在救赎主的工作上又加添一些东西吗?……我有我自己的理由说，在今日若不传讲所谓加尔文主义，就不是传基督并祂钉十字架。加尔文主义不过是一个代替的名词而已；加尔文主义就是福音，并不是别的。如果我们不传因信称义(不靠行为)，我不相信我们是传福音；我们若不传扬神的主权之恩，若不高举神拣选的、不变的、永远的、征服的大爱，我们所传的就不是福音。除非我们所传的是以选民特别的救赎为根基——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——我不相信我们是在传福音；若是一个福音叫圣徒蒙召以后又堕落了，我就不明了这个福音。同时，这样的福音是我所憎恶的。」注6
在1859年司布真于英国普莱顿(Brighton)地方讲道。不久以后，当地新闻界宣称司氏已放弃加尔文主义的道理，于是司布真写了以下一段声明寄给当地报社说：「关于贵报声称我已放弃加尔文主义的要道一事，这些报导至始至终都是捏造的，这完全是出于恶意的杜撰。我在所讲的道理上仍然是始终如一，从未改变，并且我盼望能忠心持守这同样伟大的真理，直到死时。」注7
多年以后，司布真修订早年讲道词，预备再版时写着说：「我迄今仍能持守我早年所传扬的要道，深深引以为乐。……至于真理的本身，我今日所站的立场，正如主当初召我的时候所启示给我的立场一样。」注8
司布真卒于1892年。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目睹教会离弃纯正信仰。在他的晚年时，人们称他为「最后的清教徒」，可以说是一位为持守真正信仰的英雄。1892年教会中的一般思潮与1859年的完全不同，正如司布真所预言的，1892年的神学成为了廿世纪初叶时的神学了：「今日教会的离弃纯正信仰，将影响到下一个世纪……我说这话虽然在五十年以内被人憎恶,但以后就能辨明我所说的。」自从全国(指英国)的大复兴以来，如今一百年已经过去了。诚然我们当重新考虑神学变迁所带来的结果。今日教会所以不能复兴，原因就是没有归回司布真所坚持的神学。神学的改变真能够对复兴有所贡献吗?能促进人们的敬虔吗?能感动有罪的世界吗?能吸引热心的听众拥入教会吗?当我们读这几篇讲道词时，让我们面对一个明显的事实——一个伟大的变革发生了——这是好、还是坏呢?由于现今对福音以及传福音的观念，教会是得着能力呢?抑或受到削弱呢?如果司布真所传的是真正的福音，那么在今日有多少地方仍旧带着这样的能力传扬纯正的福音呢?但愿1859年复兴的浪朝，在一百四十年后的今日华人教会有更多的人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并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，向神呼求，期待一个更大的的复兴。
在我离世之前，若我只有一个祷告那将会是：
「主啊!把被圣灵和火所充满的人赐给教会。」
——司布真
注1 The Life and Work of C.h.Spurgeon,by G.H.Pike,Vol.ll，p.315
注2 The New Park Street and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, Vol,Vll,p.302-3
注3 C．H Spurgeon's Autobiography,Vol.II.p.99
注4 C.H．Spurgeon's Autobiography Vol.II,p.225．
注5 An All-Round Ministry,Addressed by C.H.Spurgeon,p.350
注7 The Life and Work of C.H.Spurgeon,by G.H.Pike,Vol．II，p．327